如果来宾名单决定会晤的价值，5月22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是极大的成功。近一半中国政府内阁成员将浩浩荡荡前往华盛顿，参加一年两次战略经济对话的第二次。对话机制由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设计，双方分别是世界最大和世界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建立这个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消除美国政界亚洲恐惧症的最新病情，但未见成效。

　　对北京强硬起来的愿望在国会非常强烈。两党议员以中国不断增长的双边贸易盈余为证据，指责中国操纵货币，非法补贴出口，破坏知识产权，藐视贸易法律。中国的抨击者在新国会提出十几条议案。有些注定会被搁置，有些却可能得以通过。最危险的提案包括宣布中国廉价货币等于非法补贴，美国公司有权要求补偿性关税。

　　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要在经济上向老百姓交差，其程度更甚于大多数美国议员。人民币目前的升值速度慢得像蜗牛；因为担心失业，中国人不愿明显提高其升值速度。

借鉴日本教训

　　好在现在还不大可能爆发全面贸易战。国会领袖似乎倾向于在世贸规定的框架内行动，美国可以单边施加的障碍在范围和规模上都有限。此外，对于一种每年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关系，发生某些摩擦也在意料之中。然而，今天的矛盾尽管不是恐慌的理由，却是代价高昂而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后果可能更糟。

　　一种令人担忧的比照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日本恐惧症。当时。日本不断增长的双边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被视为日本操纵货币而且只顾营利的“证据”。随着失业率的上升，特别是当日本在奔始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一类的地标时，美国陷入更深的偏执。事实上、日本的袍沫经济最后破裂了，但在此之前就引发愚蠢的保护主义浪潮。经济矛盾甚至破坏了美日两国各自对双方安全联盟的支持。

　　反对中国的理由甚至比当年反对日本的理由还站不住脚。中国的经济开放得多。尽管远没有当年的日本那么富裕，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对比20世纪80年代，今天的世贸组织是贸易纠纷的仲裁者。可惜，逻辑的分量或许比不上政治牢骚。美国的低失业率看来注定将在住宅市场萧条后上升。对美国选民来说，中国人很可能成为更突出的对手，无论体现在取代美国跃居某些经济榜单的前茅、赢得奥运奖牌还是购买美国大公司。然而，最让人担心的还是战略风险。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中国却是潜在的军事对手。贸易矛盾可能更容易让人把中国看成对手而难以认作伙伴。

　　如果中国的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健康构成真正的威胁，冒这样的地缘政治风险是可以理解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破坏给美国公司造成的损失远不像许多人想让你相信的那么大：盗版DVD可能在上海便宜得很，但如果好莱坞设法全价出售正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多数中国人根本买不起。同样，人民币升值对美国贸易赤字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反华得不偿失

　　双边贸易失衡是许多美国政客愤怒的对象，但这其实是经济障眼法。双边贸易失衡表明亚洲的供应模式发生了变化。美国现在进口的商品有更多来自中国，韩国和台湾的商品相应减少。中国的总体盈余和美国的总体逆差与其说与人民币的价值有关，不如说跟中国的储蓄及美国的挥霍有关。不错，更坚挺、更灵活的人民币对中国有意义，因为这有助于把开支转向进口、使北京的决策者更容易控制利率，使阻止经济过热也变得容易。但这对美国的影响却不大。

　　国会不该在汇率问题上挑起冲突而应退后一步。问间美国人为代咨首先对中国这么心烦。答案在于，中国只是个替罪羊，真正的经济焦虑范围更大，涉及薪资停滞、收入不均、医疗补贴和养老金缩水等问题。以上不安全因素也是在贸易协议中加入劳动力标准这个坏主意背后的原因。直接处理这些问题——而且在国内——要好得多。减少对中国的指责，国会就可以避免犯下这类愚蠢的错误，留下更多空间与中国官员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保尔森希望这次战略对话讨论以上某些更为重大的问题。国会不应该再让他分心。